法庭宣判 孩子随母

　　面对晓玲的指控，张三显然“有备而来”。他自认为“自己和妻子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，有一定的物质基础，家庭条件优越”，因此他要求法官将孩子判由自己抚养，因为孩子跟着他能够有更好的成长条件。

　　而晓玲不依不饶。她强调，孩子是自己亲生的，她只想自己抚养。最重要的是，孩子目前刚出生不久，还在哺乳期，需要妈妈母乳喂养，不宜离开母亲。同时，晓玲还请求法官判令张三支付抚养费64万元。

　　在庭审过程中，法官认为，根据法律规定，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。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，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，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。

　　本案中，原、被告对非婚生子女都有抚养的权利和义务，但是，哺乳期的子女以跟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宜，被告应当支付非婚生子女的部分生活费、教育费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。

　　法官还解释说，根据被告的经济水平及厦门市的生活水平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每月3000元，计至孩子成长至18周岁总计64万余元，有事实与法律依据，依法应予以支持。

　　最终，法官判定将非婚生子女判决给晓玲抚养，张三需支付给晓玲抚养费64万元至以非婚生子女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。同时为了保证金额全部用于抚养孩子成长，晓玲可每月支取3000元，张三有权对孩子抚养费的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监督；晓玲当月支取的抚养费如超过3000元，应征得张三的同意。

　　■法官说法

　　代孕协议不受法律保护

　　在本案中，张三一直“咬定”自己与晓玲之间存在“代孕”协议，因此孩子应该由自己抚养。对此，记者采访了思明区法院民一庭法官俞伟强。

　　俞伟强认为，从本案的案情来说，仅从张三提交的证据来看，尚无法明确认定是“代孕合同”。即便双方在现实中签订“代孕合同”，其法律效力仍然无效。

　　代孕合同，即为代孕方与求孕方约定在代孕中双方权利义务的有偿合同。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代孕合同作出明确规定，但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实施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中规定：“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，以医疗为目的，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、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。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、合子、胚胎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”根据该规定，禁止实行代孕技术，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。

　　从生育权和亲权的角度来看，目前受法律保护的生育权主体仅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。合法的生育应以结婚登记并办理准生证为条件。代孕方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权通过代孕合同转移给求孕方，违反了亲权专属于父母，不得让与、继承或抛弃的原则。从代孕合同的本质来看，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“物”来出租使用，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。以上两方面均反映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、社会公德的一面，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，应属无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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